「明星學生」以外的學生

四月二十五日，聯合新聞網報導羅東高中有可能變成「國立台灣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的新聞。當然羅東高中校長否認，此事可能也不了了之。但我們其實可以試想，萬一真的有一所「國立台灣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就這麼旱地拔蔥的出現，那對目前已經吵得沸沸揚揚的明星高中議題會有何震撼性變化？

社經背景造就能力

首先，當然是所謂的「龍頭高中」、「明星中學」首當其衝，地位岌岌可危。最高分的學生到底應該選傳統的建中北一？還是要選「第一大學」的附屬中學？這真是個困難的抉擇。在公私立高中課綱齊一，所學相差無幾的前提下，台灣附中可能會像1994年的政大附中初試啼聲一樣，一舉就擊敗成功高中，甚至可能威脅建中北一的龍頭寶座。 
如果真的有台大附中，而這所高中一舉就進佔選填志願前三名的位子，我們正應該思考，究竟明星高中的本質是什麼？就一個從建中畢業的過來人言，我要說的，正是這些學生成就了這些明星高中。明星高中之所以好，來自於兩項指標：入學分數，以及考取好大學的人數。在學生面臨選填志願的時候，因為較好的高中多是公立高中，教學內容相差無幾，所以選填志願的依據變成了過去父母的經驗以及新聞媒體報導的學測成績，因此第一志願要嘛建中，要嘛北一，接下來則是附中成功中山景美松山等等（上述無意比評優劣順序）。 
然而這些所謂的好學生，其能力最主要還是來自於他們的社經背景，在背誦式教育的考試下，家庭能夠提供補習，或者家庭父母有能力和餘裕指導子女功課，就越能夠幫助子女在考試制度當中勝出。 

變相支持階級複製

這些作為並無不對，然而卻給了政府一個好的藉口，說其他「考不進明星高中」的學生都是爛學生，就讀較差的高中，活該考不上公立大學是應該的。今天在這個高中學歷已經成為必須，而高職學歷不受重視的台灣，政府如果無視這些所謂「明星高中」的學生主要來自於高社經地位家庭（陳怡靖，2008，「台灣地區高中多元入學與教育階層化關聯性之研究」），又無力翻轉每年考上資源優渥的公立大學都是這些「明星高中」的事實，那就等於變相支持了階級複製，而整個公立高中體系就是個全台灣的能力分班。
那麼我們就要問，在已經推動了長年的常態分班的狀態下，我們的國家是不是正在走回頭路？我不否認這些考進去的人的考試能力，但我們究竟考出來了什麼樣的學生？十二年國教真正該辯論的重點應該在此，而非蒙著眼睛說看不見那些學生只想到自己的階級利益。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生

為了維護我國的生產力品質

「 是的，又到五月二十日，這個偉大光輝的日子。
這是我們總統就職的日子，同時也是每年我國40歲以上的國民統一接受發展測試的日子。」

每個鄉里的廣播器中傳來中央黨部冰冷的聲音，每到這一天，全國40歲以上的國民都在家裡發抖備戰，
他們多半已經在補習班蹲了一個月，甚至有人已經閉關三個月，為的就是不被這個測驗刷掉。

「眾所皆知，根據金賽博士的理論，一個人的發展在20歲過後就差不多定型了。
那時，不僅一個人的個性定型，同時他腦中的思維邏輯也逐漸定型。他漸漸的只能用一套邏輯去思考這個世界，
例如從商的就只能用金額衡量成功，學理工的只能以數字丈量世界。
有幸者或許可以再兩、三套邏輯之間轉換，但我們必須承認那只是少數而已。」

「在這個資訊爆炸，知識三個月就落伍的時代，為了確保我國國民每個人皆具有良好的生產力
中央政府自三年前開始實施這項測驗，確保我國40歲以上的民眾每個人皆具有最新的知識能力與價值觀。
內容多元，包含最新流行資訊、電腦知識，例如最新的平板電腦該如何使用等等。
試想，若是我國國民不懂得最新的電腦知識，例如雲端技術、生物發電，
我國如何與歐美並駕齊驅，甚至超越他國呢？因此這樣的測驗是必須的。
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確保所有的國民都擁有最新的知識，以促進經濟發展，以及提昇我國人民的整體素質。」

「不及格者，將送進中華知識生產學院，進行半年的再社會化訓練。半年後實施補測。
期間食衣住行費用，將全部由國庫支出，請各位民眾不需擔心。
這是為了提昇我國人力素質，所必須進行的測驗。
當然，再社會化期間，為除去舊有陋習，穿上制服，以及課堂紀律是應當遵守的。」

「各位優良國民，為了我國的進步與自身個人發展，」
時時請教你的孩子最新的知識，是必須的。孔子曰：活到老，學到老。學問是不分年紀的。
明天下午1:00，請到各鄉里考試地點進行考試，
未能出席者，將依零分計算。請各位攜帶身分證驗明正身。」

「教育部，關心您」

台灣教育體系升學觀研究前言

前言
作為台灣教育體制下出產的產物，我想我是可以被歸類為「較好」的產品的那種。在這製造過程當中，我在小時候透過父母的資本念了私立的雙語幼稚園，可能獲得了某些文化資本或者英文比較好（雖然作用機制不甚明顯），然後選擇就讀學區內的公立小學（雖然沒去念其他兩個升學率高的小學，但還是選了有資優班的國小），並且跨區移藉去念升學率較高的國中（因為聽說學區內的兩所國中都是流氓國中），再進一步考到所謂明星高中，最後就讀最高學府（雖然念的是大家有所懷疑的社會系）。這樣（所謂）順遂的升學過程，卻讓我在過程中不斷質疑與反省，究竟 我們的升學制度想要把台灣的學生帶向什麼方向？
長期以來，台灣的教育制度一直為台灣民眾抱怨壓力過大，升學負擔過重。1994年的教育改革要求解除過去由政府高壓管制的高等教育政策，例如高中職比例以及大學名額。然而在解除高等教育管制之後，台灣學生的升學壓力依然沒有減輕，或者說壓力以文憑貶值的形式出現。由於大學數量解禁，大學文憑的大量擴充，進而造成文憑貶值，學生謀取基本工作的求學年數拉長，求學的壓力依舊沒有獲得減輕。大學的大量擴充，並未如當初410教改團體預言的造成異質化，而不過是增長了學校階序的長度。正如常民知識所認知的，大學的排序前幾名依然是台清交成，升學壓力依舊未獲得減輕。
對於升學壓力的討論，歷來的討論多半集中於「儒家士大夫思想」的存在與否，後期學者認為「士大夫思想」是不存在的，黃春木（2007）則認為這是一種理性選擇的展現。然而理性選擇所依存的框架如何形成？為何我們認為理工比文理有出路，台政清交比較「好」？我認為這才是升學壓力問題的關鍵。
（以下純為個人推論）在台灣，我認為升學選擇不僅是學生的個人的選擇，同時很大程度的是整個家庭的選擇。父母透過他個人的知識和經驗，很大程度的決定子女的升學規劃與選擇。我們的升學分流主要發生在高中職時期，而當中的依據主要來自於考試成績。然而在國中教育以及高中升學考試當中，所注重的主要都是智育成績（基本學力測驗考試內容為國、英、數、自然與社會，多少反映了這個事實），進一步強化了智育優於其他方面能力發展的現象。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國的高中比例不斷增加，而在高中所接續的升學系統為大學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資源不斷集中於所謂的「前段大學」。這可以說是歸功/歸咎於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系統的資源偏頗。一方面政府依然干預私立大學的校務發展，另一方面將資源集中於這些老牌大學的手上，進一步強化了這些「明星大學」的學校階序，因此在歷經了15年多廣設高中大學政策之後，我國的大學依然沒有出現所期待的歧異化的現象（我認為聯考/多元入學政策正是反映了這當中想要彌平學校階序的辯證，然而效果依然不彰，而箇中因素依然是智育能力的鼓勵和齊一化的評量標準）。
因此我想從常民的世界觀去探討升學制度所帶給學生/家庭的壓力，分析行動者在升學體系的結構當中是如何做出選擇，並且指出正是這些政策（著重智育、資源集中於公立大學）造成了台灣學生的升學壓力，並且造成大學文憑的貶值。